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强调，被外界认为是该方案的最大亮点。
而腐败却不是这样，它刺激的是不劳而获，从而产生对于社会绝对有害的收入差异，加剧社会财富拥有的严重分化。它是怎样出现的？纵观世界，这样的陷阱总是和较严重腐败有天然的联系，其实陷阱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当然也不是GDP带来的，而是严重腐败导致的。
腐败毁坏的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则和基础，一个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确可以有较严重腐败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出现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一个阶段。腐败是在经济运行中，一些资金不断流入掌握公共权力人的腰包，而非进入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经营管理者的口袋，并且它的存在对后者是权利侵害，是负担。解决公共权力监督问题，任何组织机构的任何权力，必须接受其他机构和社会的监督节制，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有人说，市场经济未必是个好东西，长期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是也有经济不发达、社会混乱的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好，而是腐败这个东西太坏。随着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的廉价成为过去时，企业利润空间缩小，经济进入微利运行阶段，那么企业和社会就再也无法承受腐败之重，经济发展也就必然低迷和停滞，社会出现焦躁情绪甚至动荡。
而且，市场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的收入差异如果较大，是完全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的，而因腐败获得的隐蔽收入却难以纳入税收的轨道，无法进行调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存在较严重腐败，又同时靠市场经济成为一流强国的先例。我希望十八大报告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不要再给人以含糊的余地。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没有出路; 市场化走过了头，也没有出路。总之，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运行机制还是分配制度，都要坚持正确的发展观。
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2030年的中国》专题报告，建议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降低垄断企业对市场负面影响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述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显然有关。
如果只讲改革开放，只讲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那就是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二是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到底朝哪个方向进行改革，网友、学界讨论激烈，尤其是网络上，甚至形成了左、右派的对垒与骂战，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关于改革方向讨论的激烈。但是，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这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
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率等优越性的同时，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经过三十几年的演变，也逐步显露出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而是计划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结合。现在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不能只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强调一个毫不动摇。倒退没有出路，也不会有回头路。
(作者为知名经济学家，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进入 刘国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社会主义 。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进步，我们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一定经验。
改革有不同方向，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方向。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
但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但是，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举了很多缘由，如城乡差别扩大、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不一而足。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要多方入手。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拉开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是完全正确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因此，改革开放必须走向更高阶段，不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就会失败，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光明灿烂。国有企业本身应进一步改革，既不能变回到过去大锅饭的旧体制，也不能维持现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目前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和腐败问题，解决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问题;要使得国有企业既真正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又有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至于贫富分化造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现两极分化，就不对了。所以，所有制发展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毫不动摇;要延缓公降 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坚决制止目前借反垄断来瓜分国有企业的浪潮，才能最终避免两极分化的前途
要削减依靠财政供养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利，促使其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平等享有和行使。因为它们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尝试改变自身被剥夺命运的渴望，有追求被公正平等对待的现实渴求。
如果前进的推动力大于阻力与摩擦力，将会向前推进。第二类是由民间有识之士构成的推动群体。没有强大的纳税人维权压力，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可能获得显见的效果，还将继续在低位挣扎和徘徊。要消除各种特权，重点是官员手中的特权。
事实上，这一权力格局，早已颠覆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形成了一把手一手遮天的畸形权力格局。而且，如果这些落后力量形成气候，大于财税改革的向前推进力，财税改革仍然难以如愿展开，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突破口。
这些食利者群体，大多通过违背公正平等基本原则，过多占有和享用了社会其它群体创获的物质财富，包括精神财富而成。中国纳税人意识目前大多停留在利益诉求层面，仅仅在于税负的谁负等事关切身利益的涉税问题方面，因此，对关系所有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的体制建设方面，往往自觉不自己觉地忽视。
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这一部分力量也不可忽视。三是这一群体缺乏有效的组织机制，大多通过互联网等平台，更多时候仅仅满足于围观和呼吁。
它通过国家权力，把本该属于全体国民拥有的资源，在国有的名义下，通过权力划归为某个部门或单位和群体独自享，甚至成为个别领导的小金库。这一群体，虽然并不直接享有权力及其准权力和垄断企业的好处，但却由于天然或人为地与这些特权群体的关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间接地享有这一特权阶层给其提供的利益，包括发展的机会等等。第四类则是由与权力及其准权力和垄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而且，伴随全社会纳税人权利意识的逐步增强，纳税人的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并逐步成为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力量。
第三类是由处于被财税特权明显剥夺的受害者组成的群体。二财税改革有阻挠者，自然也会有推进者。
几乎每一个大小官员，都会在其任内或影像力尚未消失的时候，为子女及其亲友的就职、提拔、提薪等进行疏通和打点，从而大面积催生了本单位本部门权力的集体世袭化问题。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宽松的宣传动员平台与机制，往往其主张仅仅限于圈内传播和人际间的传统传播，无法最大限度地动员理性的纳税人维权，有效推进财税改革的压力团体形成。
二是这些群体成员，目前大多仅仅注重眼前利益，无视长远利益，忽视对人类财税共同价值的追求，这就会制约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暴风骤雨式的刷新，不是任何人的美好愿望可以左右的。
